3G：虚幻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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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商业变革

　　一家真正的3G运营商所需要的并不只是那一张牌照，还需要更多运营3G以及应对3G所带来的转型和挑战的能力。

　　2005年，刚刚换岗到中国电信的王晓初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这家国内最具历史的传统电信运营商转型，向一家综合信息服务的提供商转型。

　　事实上，王晓初的决策并非仅仅是为了应对传统固定话音业务收入不可逆转的下滑，而是因为这代表最近一段时间里运营商包括移动和固网运营商在3G即将到来的前提下共同的前进方向。

预演新业务

　　ARPU值的下降似乎已经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情，近日有报道指出中国的几家运营商，包括移动运营商的ARPU值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在新的移动运营商即将加入战团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从目前和黄等3G运营商的现状来看，3G语音虽然仍旧是市场的主体，但是其市场价值已经在萎缩，特别是在互联网技术和市场竞争的影响下。可以预见在不久之后中国的3G市场，其情形也当类似。对于运营商特别是移动运营商来说，能够早日拿到3G牌照固然可喜，但是能否开发出足够强大的新业务模式来改变ARPU值的不断降低也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运营商对于业务开发和3G网络之间的关系也看得非常清楚。对此，运营商高层分析到：“业务和网络之间并没有完全的必然关系。3G只是一个平台，业务才是竞争当中的关键因素。”

　　从中国移动的数据来看，数据业务在运营商收入当中所占的比重正在逐年上升。2003年新业务收入在总收入当中的比重为10.2%，到2005年上半年这一数字上升为20%。但是这一数字同日韩等地的3G运营商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2005年初王旭东公开表态要通过市场的培育带动3G的发展。而运营商在最近两年来在数据业务上的力度也在逐渐加大，通过介入到音乐、传媒内容等行业来促进新业务的开展。

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间

　　3G时代的许多变数目前都还难以预测，唯一可以想像的是，移动电信网络的带宽资源将会变得更加充分。如何使用充足的带宽资源会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移动互联网也许会因为3G的到来而逐渐兴盛起来。

　　如同国内宽带市场的起步带动了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等内容应用的起步一样，3G所带来的丰富的带宽资源也许可以让移动互联网成为潮流，而从现在的趋势来看，手机平台所搭建起来的娱乐平台已经初现端倪。

　　目前的手机平台上的业务多数是将固定互联网的业务转移到手机上来，在手机电视、手机报纸等业务之外，即时通信、邮箱等互联网的应用也都早已在手机上实现，虽然其中并没有看到哪一项业务能够像短信业务一样迅速发展起来。但是，这个平台在内容娱乐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已经逐渐被人们意识到。

　　同固定互联网不一样的是，一些手机业务应用在手机平台上的天然付费模式已经形成，运营商也已经牢牢地控制了产业链的格局。但是，对移动运营商或者未来的3G运营商来说，这些机会并不能让它们有充分的自信面对3G时代的竞争。

　　不久前，有电信分析师不无担心地指出，在辛苦等来中国3G牌照发放之日后，电信运营商未必就会是其中最大的赢家，移动网同互联网的结合对于移动运营商来说未必就是一件好事。就像互联网电话冲击到固定运营商的话音业务一样，Skype这样的互联网电话企业也已经将触角延伸到手机平台上。

　　在国家政策的严格控制和运营商的防守下，互联网电话也许不能很快威胁到中国移动运营商话音业务的基础，但是在新运营商的介入和互联网电话的渗透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移动语音市场的利润肯定不会如现在一样增长下去，小灵通所带来的价格竞争就曾经是个明显的信号。

　　在固定互联网行业当中，虽然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等固网运营商正在撑起整个互联网的基础，但是，在互联网行业最风光的并不是运营商，它们在基础的宽带接入收入之外，在增值内容业务方面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在3G所带来的移动互联网阶段，移动运营商方面也会如此吗？所有的运营商在固定和移动两个网络上都面临着被简单地渠道化的危险。

　　现在看来，中国现有的两家移动运营商正在以非常坚决的态度挺进到内容娱乐的深层链条当中去，但是3G内容消费并不是目前移动运营商手中那些数据业务收入所能比拟的。具体以什么样的姿态介入更为有利，现在运营商并没有找到答案。从这个角度来说，在3G时代到来之后，移动运营商除了要面对新进入者带来的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之外，还需要应对商业模式变革的考验。

牌照之外的脚步

　　附着在3G牌照身上的故事，其精彩程度已经远远超过3G技术本身，这就是3G所面临的最现实的事情。

　　在过去几年时间当中，除了那些坚决抵制3G的论调以外，所有3G讨论都会惯例将中国政府发放3G牌照的时间顺延到六个月至九个月之后，而这一次多数预测者依旧未能逃脱俗套和惯例，虽然这一次的口气坚定了不少。

　　预言家的普遍乐观来自于2006年元旦前后信息产业部高层对中国3G时机的认可，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和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先后对外表态，中国发展3G的时机已经成熟。一贯低调的行业决策者以这样明确的口吻表述3G，在以往是极为少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市场的信心，可惜的是仍旧需要等上几个月。

　　态度明朗

　　2001年，中国政府针对3G作出了十六字政策方针：“积极跟进、先行实验、培育市场、支撑发展”。现在看来，这几个阶段正在被逐一走过。2005年初，王旭东公开表态以积极态度培育市场来带动中国3G的发展，按照四个阶段理解现在应该已经是最后的阶段了。

　　2005年9月，奚国华第一次在对外表述当中使用“条件已经基本具备”这样的词来形容中国3G的发展。2005年12月9日，在中国电信的一个工作会议上奚国华以极为清楚的语言表述：中国发展3G的时机已到。

　　2005年12月27日，王旭东在全国信息产业工作年会上，也非常明确地说：中国发展3G的条件已经具备，2006年监管部门将会制定出有关发展3G的技术、业务、资费、监管、频率指配等政策。

　　奚国华认为中国3G产业条件成熟的理由有三：通信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促进TD-SCDMA这一中国标准发展的需要、通过3G牌照的发放进一步优化电信市场竞争格局。而王旭东在多个场合所提到发展3G的理由除了技术和市场的成熟以外，最多的还是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3G牌照的发放已成眼前的问题，在王旭东的讲话发布之后，马上有专家出面表态说：2006年发牌照并不现实，而且从中国市场目前的状况来看，3G的市场需求并不能完全带动3G的发展，3G牌照的发放很有可能将运营商拖入大幅亏损的境地。

　　也有分析认为，目前的乐观信息都是来自于信息产业部，而在3G问题上拥有发言权的国资委和发改委均没有正面表态，因此牌照发放的时间问题仍旧有相当大的变数。

　　但是，据接近决策层的专家分析，虽然有些细节问题许多部门之间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但是2006年应该是最后的底线了。他的理由是：新运营商的介入空间已经不多了，而且3G本身作为技术来讲也是有生命周期的，再晚的话恐怕要错过3G发展的最佳机会。2G网络上马的时候，中国落后业界两年，而现在距离日本等国家上马3G网络也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已经不能再拖了。

　　“乐观一点的话，2006年上半年将会明朗化，悲观一点的话也会在年内完成政策决议，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一年推一年了。”他非常有信心地说。

牌照代表一切

　　在不久前，谈及国内的3G牌照发放，高通大中华区董事长汪静认为：“从2G到3G的发展，根本上不应该是一个政治问题、或者是一个政策问题，而应该是一个自然的技术演进路线图。”

　　但是，从一开始中国的3G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在2005年9月，奚国华明确地说：“当前整个行业都处在一个重大的转型时期，大家要充分发挥3G对技术进步和业务发展的推动作用，使其成为促进行业转型和发展的强大动力。”而在行业转型和市场发展之外，运营商之间的竞争格局也希望通过3G牌照的发放来解决。

　　在TD-SCDMA这一本地标准出世以后，还要考虑到这一技术标准的成熟和发展的问题。虽然电信行业内一直有人对TD-SCDMA的发展持有不同意见，但是决策者对这一标准的支撑态度一直都非常坚决。

　　2005年12月9日，奚国华在中国电信的工作会议上提及对TD-SCDMA标准的支撑态度。业内有人据此认定这一被寄寓厚望的本地标准很有可能会交给中国电信来运营，而且在牌照发放时间上也会给予一定的提前量。因为规模太小的运营商似乎没有足够的空间让这一技术标准充分地发展起来。眼下包括大唐、中兴等国内企业以及北电、西门子、爱立信等跨国企业已经在这个技术上投入了巨资。能否让这些企业获得足够的回报也会是决策层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2005年12月27日，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提到将发展3G与深化电信改革，优化竞争结构联系起来。但是此间媒体多数将这一改革同电信运营商的重组联系在了一起，可惜，这句话是针对移动通信市场上中国移动无人撼动的市场地位，移动通信与固定通信迥异的生存状况所说的，而并非电信重组。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两家固网运营商正在急切盼望着实现全业务运营，介入迅速增长的移动通信市场。

　　很明显，运营商高层互换这样离奇事件的发生明显刺激了外界对国资委以及其他电信行业监管部门将要进一步改革电信竞争格局手段的想像。这一想像多少都会同3G联系在一起。但是在2005年电信业大重组的预期落空之后，运营商之间的重组与3G牌照发放之间的必然关系已经遭到怀疑。

　　一句话，决策者们手中的3G药方要针对的病症似乎太多了，但是指望一个方案来解决所有问题很有可能是不现实的，而最终权衡的结果在极尽艺术化的同时也会造成更加扭曲的结果。在中国电信业改革的过程当中，这样的教训似乎并不少。

3G：被超越还是被取代

　　多种技术选择之下，3G对2G的取代路径呈现出复杂的排列组合。

　　3G的危机在于它对2G的取代不再是像2G取代1G那样的一刀切，2.5G、2.75G、超3G、WiMax等多种技术交错并存，呈现出复杂的排列组合。所谓的上马3G也不再是一次统一的更新，而是各国、各运营商个性化的选择，也许在中国就会出现两个以上不同的3G技术组合。

　　1994年起逐渐取代1G模拟通信的2G数字通信技术，虽然在话音方面已经完全可以满足客户的移动通信需求，但在数据方面已经不太跟得上蓬勃兴起的各种视频和数据业务需求。国际电联在提出3G时考虑到该系统可能在2000年左右进入市场，工作频段在2000MHz，且最高业务速率为2000Kbps，故在1996年正式更名为IMT-2000（Internation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2000）。

　　但3G并没有如预期到来，最早在日本和欧洲的试验被称为是电信业的泡沫，导致各国移动运营商3G计划都进一步推迟，WLAN（无线局域网）和2.5G的GPRS、2.75G的EDGE、CDMA1X的整合又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以填补3G推迟所带来的部分市场和技术空间；与此同时，固网运营商也借助WLAN介入无线数据领域，并尝试用WLAN、蓝牙（Bluetooth）等概念来冲击用户对3G的期待。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电信运营商内部，对超3G的试验已经获得了一些进展；在外部，英特尔等计算厂商提出的WiMax等宽带接入技术正在侵蚀3G市场。是等待从2.5G、2.75G直接跳跃到超3G，还是选择WiMax等替代性技术？中国的3G上马晚一天，3G的危机就增加一分。

　　2005年，通信厂商所说的3G已经不是两三年前的3G了，他们更愿意说HSDPA（高速下行分组接入），在2005年10月的国际通信展上，HSDPA最高速率也从原来3G的2000Kbps提高到14Mbps。不过，通信厂商一般会说HSDPA是演进的3G、或者说后3G，可以在原来的3G网络上通过App升级来实现。运营商担心的是，3G已经成熟，正处于技术演进的转折点，一旦技术更新，原有的网络投资是否会浪费，现在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网络投资切入点。

　　如果说3G的技术演进还只是近两年来的收入分配问题，那么IT厂商的强势进入则关系到投资进谁的钱袋了。WiMax是对3G最有威胁的对手，它的移动宽带接入即802.16E部分介于3G和Wi-Fi之间，移动性比Wi-Fi强而弱于3G，带宽比对3G大却低于Wi-Fi。正是这种中间地位使之具有了向两边扩张的可能，由于Wi-Fi还没有找到好的商业模式，所以WiMax一直把眼睛盯在3G身上。

　　由于WiMax的搅局，通信厂商阵营也出现了分裂。爱立信和高通等坚持要把WiMax限制在固定宽带接入范围内，排斥其进入移动领域；诺基亚在WiMax阵营里进进出出，犹豫不决；摩托罗拉则宣布要融合3G和WiMax。摩托罗拉CTO伍丝丽2005年访问中国时首次提出Wi4的概念，也就是4G和WiMax的融合。她透露摩托罗拉正在移动性、功耗和空中界面等方面修改WiMax的技术和标准，使之能和未来的通信技术融合。

TD-SCDMA中国标准错位之累

　　当TD-SCDMA出人意料地跻身三大国际标准的时候，它便脱离了原先的发展轨迹，承载了太多的责任。

　　眼下TD-SCDMA再一次成为焦点。

　　奚国华在最近的明确表态“在中国的3G布局中，TD-SCDMA要占一席之地，”让此前的猜测明朗起来。而此前关于今年上半年TD将先于WCDMA和CDMA2000发放牌照的传言的可信度也由此增加。然而对TD-SCDMA来说，当它出人意料地跻身三大国际标准的时候，便已经脱离了原先的发展轨迹，承载了太多的责任，加上先天的技术和产业准备不足，TD-SCDMA的每一步都走得很累。

　　源起SCDMA

　　TD-SCDMA核心技术的研发起始于1995年，两位中国留学生—在摩托罗拉企业半导体部工作的项目经理陈卫和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任教的助教徐广涵—成立了一个技术创业企业Cwill，意思就是针对中国的无线接入，并且开发出一项核心技术—上行同步技术，由这些新技术组成的新系统被命名为SCDMA(同步码分多址)。1995年，在时任邮电部科技司司长周寰的牵头下，邮科院和Cwill合资成立了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企业，集中开发以智能天线、上行同步等为核心技术的SCDMA无线接入系统。SCDMA原本只是靠为中国电信固定网络和固定终端之间提供无线接入而获得市场，利润来源于电话初装费。

　　1997年，当国际电联向各国征求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时，邮科院打了SCDMA的主意，往高处想、往大里做，把SCDMA做成国际标准。在当年年底的电信业香山会议上，经过多方游说，主张提出中国标准的意见占了上风。1998年，大唐(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代表中国向国际电联递交了中国提出的3G标准(后命名为TD-SCDMA)。

　　1999年末，当TD-SCDMA有望成为国际标准时，大唐与信威发生分歧。大唐决定把TD-SCDMA的开发工作转移到集团的中央研究院，后来成立了由李世鹤担任总裁的大唐移动来承担这项任务。由于当时信威的技术研发人员基本上是从邮科院派来的或代为招聘的，在开发TD-SCDMA的号召下，信威的几十个技术研发人员几乎全部转到大唐中央研究院，陈卫也被免除了信威总经理的职务，回到美国。从此，SCDMA和TD-SCDMA分道扬镳。

　　但TD-SCDMA中的关键技术如智能天线、上行同步等，都来源于当时的SCDMA系统，这些是使TD-SCDMA有别于其他3G标准的关键技术。而且，中国向国际电联提交的第一个TD-SCDMA标准文本也是由陈卫、徐广涵和李世鹤讨论后，合作撰写的。TD-SCDMA源于无线接入技术SCDMA，只是在特殊的环境下被抬到了3G的中国标准位置上。

　　在夹缝中夺标

　　TD-SCDMA之所以能成为国际三大主流标准之一，一方面是在技术上具有频谱利用率高的优势，TD-SCDMA只占用1个1.6M的带宽，其系统容量是WCDMA和CDMA2000的数倍。对于移动运营商来说，频谱利用率高意味着用户成本降低。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技术以外的其他因素，其中最关键的是中国政府的支撑。当中国的3G文档提交国际电联后，立即遭到欧洲、美国和日本厂商的一致反对，信产部作出强硬表态：“如果国外势力阻挠使中国标准不被采用，中国也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来支撑自己的标准，大家完全有能力在自己的国家开发并运营TD-SCDMA!”并致函各国外企驻华机构。考虑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愿意得罪中国政府，而且也不认为TD-SCDMA有很大的威胁，各大通信厂商没有采取更激烈的反对。

　　1998年到1999年，正是国际电联内部代表欧洲利益的WCDMA和代表美国利益的CDMA2000两大标准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各个国家之间充满了矛盾和竞争，这也给了夹缝中的TD-SCDMA机会。例如，为了推动欧洲统一标准WCDMA，西门子提出的TD-CDMA被牺牲掉了，导致西门子耿耿于怀，后来转而支撑中国的TD-SCDMA。

　　1999年，TD-SCDMA在国际电联实际收到的16个3G标准提案中脱颖而出。2000年5月，TD-SCDMA成为3G的国际标准。

　　危险的专利谈判

　　虽然TD-SCDMA和WCDMA、CDMA2000并列三大标准，但从技术和市场准备上无法同后两者同日而语。三大标准实际上都是在CDMA技术上产生，因此大多数专利是通用的，而FDD标准（WCDMA和CDMA2000）和TDD（TD-SCDMA）标准的区别主要在于上下行是用对称的两个频率还是一个单一频率，大唐因此也就摆脱不了其他竞争者的专利。

　　3G专利非常庞大和复杂，专利总数已达到数万项，仅爱立信一家就申请了大约1万项，而大唐在TD-SCDMA中仅有16项专利。在电信研究院组织的专利测算中占基本专利的7.3%。根据公开披露的数据，爱立信、诺基亚、高通、西门子都把持着更多的专利。

　　专利的谈判更加复杂。3G的专利总的来说可以分为核心专利、基本专利和外围专利，在如何认定三者之间的界限和按照什么标准收专利费上，通信巨头们一直争论不休。长期以来主要分为两派观点：爱立信、诺基亚等因为专利数量庞大，希翼按照专利数来分专利费用；而高通因为手握最核心的CDMA专利，主张按照专利的重要性分配，核心专利应分得主要收入。

　　在当初国际电联为国际标准争论时，高通就希翼凭借CDMA—三大标准的基础技术统一国际标准，直到最后关头，爱立信等才与高通达成永久授权协议，突破了高通的障碍。近两年，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又达成协议，决定以专利数来控制WCDMA专利费用，并成立一个统一专利费用组织，争取把WCDMA专利控制在5%以内，以此对抗高通，但并没有得到高通的响应，难以推进。

　　按照大唐的说法，中国在TD-SCDMA上的16项技术是核心专利。但要摆脱外围专利也要花很大代价，而且没有哪个竞争者会容忍自己的专利被排除在核心专利之外。比如在信息产业部测算的专利中，WCDMA基本专利是诺基亚占35%，爱立信占31%，而在WCDMA统一专利组织谈判认定的专利数中却是爱立信占27%，诺基亚占18%。谈判工作的艰巨性，使得按照专利的重要性分配专利费基本上只有参考意义而无法实际操作。

　　因此，TD-SCDMA专利的交叉授权将面临一场不对称的谈判，大唐用的绝大多数TD-SCDMA专利在WCDMA和CDMA2000的竞争对手手中，而大唐却没有几项WCDMA和CDMA2000专利和对手谈判。

　　所有关于TD-SCDMA的危机都被掩盖在3G牌照发放的一片欢欣之下，各大通信巨头的加盟似乎让大家看到TD-SCDMA美好的未来，但美景只是政府强硬托市的结果，在TD-SCDMA即将到来的产业化中，这些隐藏在中国3G标准内部的裂缝将最终左右TD-SCDMA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