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３Ｇ战略上，大家首先应该认识追求常识产权的本质：追求常识产权归根到底是为了追求其巨大的现实和潜在的经济价值，是追求常识产权的生产力。考虑如何在３Ｇ产业链中谋求自身的最大价值利益，才是３Ｇ战略的立足点。而“标准合作，运营先行，制造拓展，应用跟进”应当是适合于我国当前国情的３Ｇ战略。
近两年，全球３Ｇ技术正呈现加速发展势头。随着一些国外厂商陆续拿到大批３Ｇ合同，整个电信产业链的相当力量正迅速向３Ｇ领域集中。与此同时，我国关于３Ｇ战略及常识产权的争论仍然比较激烈，这直接影响到我国３Ｇ进程。由于３Ｇ关系重大，究竟该如何看待我国３Ｇ战略和３Ｇ常识产权？这需要全面思考和具体分析。
正如电信专家吕廷杰指出的，在３Ｇ中，经济是最大的政治。考虑如何在３Ｇ产业链中实现最大的经济利益，谋求自身最大的价值利益，才是３Ｇ战略的立足点，才是我国最大的政治使命，也才是常识产权的本质要求。
常识产权是蕴藏经济价值的宝贵财富，但如何将常识产权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多年来一直是困扰我国许多行业的一个问题。在３Ｇ战略上，大家首先应该认识到：追求常识产权归根到底是为了追求其巨大的现实和潜在的经济价值，是追求常识产权的生产力。
常识产权斗争激烈的３Ｇ标准处于典型的具有技术密集型特点的领域，涉及到数百成千项常识产权技术，实事求是地说，没有哪个国家或企业可以囊括３Ｇ标准所有常识产权。在相关组织对三大标准涉及的基本专利进行的评估中显示，任何竞争者在三大标准中拥有的基本专利数都不超过４０％。一位北电网络的资深技术专家坦言：３Ｇ三大标准都是基于ＣＤＭＡ技术发展起来的，通信原理基本相同，部分基础技术专利也是通用的。在３Ｇ标准领域中有一些强势竞争者，如美国高通拥有超过１０００项ＣＤＭＡ技术专利。连诺基亚也不得不公开承认，高通掌握的一些关键技术如功率控制等现仍是所有竞争者无法回避的。其他竞争者大都是通过“交叉授权”的方式来突破高通的瓶颈。诺基亚、西门子等超级电信设备制造商则是通过市场应用的推动开发了数量庞大的标准技术专利，包括我国ＴＤ－ＳＣＤＭＡ标准中的大部分专利技术其实也已被这些竞争者申请。
设备制造领域现在是我国最具优势的领域，也是最易诞生强者的领域。在此环节我国已诞生如HUAWEI、ＴＣＬ等新兴企业，更有希翼诞生出能与SAMSUNG比肩的超级制造企业。系统设备领域中，从“巨大中华”中脱颖而出的HUAWEI、中兴的ＷＣＤＭＡ和ＣＤＭＡ２０００开发已走在世界前列；终端设备领域，以ＴＣＬ、波导等为代表的终端制造商正显现蒸蒸日上态势，占据国内手机市场半壁江山，我国手机出口每年已超过４０亿美金，成为我国比重最大的电子出口产品类别。可以预料的是，如果继续以目前态势加速向国际市场拓展，我国电信设备制造领域发展的空间可能远远大于我国３Ｇ市场本身。
就产业情况分析，我国要想在标准领域与对手全面竞争会受到许多制约。如标准竞争与芯片开发能力几乎密不可分，而我国核心通信芯片开发能力尚处起步阶段，比起国外要落后很多，芯片开发速度还远跟不上国外先进水平，现在加入这种激烈的商业竞赛恐怕非常困难。虽然ＴＤ－ＳＣＤＭＡ有一定独特性，但要真正市场化还有待时日，而且国内企业缺少高通那种持续的芯片开发能力，即使走向市场，由于价值链上游的企业很难快速响应支撑下游不断推出的多样化终端服务，芯片换代更新速度与对手无法匹敌，市场进程将落后对手。
从各环节综合看，当前在３Ｇ领域我国追求常识产权应当是一项策略，而不宜取代战略本身。因为３Ｇ的经济价值实现过程也是一个包含标准、芯片开发、芯片制造、系统设备开发制造、终端设备开发制造、系统集成、App应用、内容开发等环节诸多环节的产业价值链打造过程，如何在这条链中追求实现自身最大经济利益才是３Ｇ战略的关键，常识产权策略也应服从这个价值战略，否则将可能出现重大的决策失误。
如果大家采取在标准领域与对手全面竞争的战略，中下游可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诺基亚、高通等已在标准领域掌握很大优势和主动权，ＴＤ－ＳＣＤＭＡ不仅核心网络依赖ＧＳＭ／ＷＣＤＭＡ，许多关键因素如业务ＱＯＳ能力尚有欠缺，而对于制造商、运营商、增值应用商等中下游合作伙伴来说，标准的成熟性不仅影响到其开发成本和设备投资成本，运营成本也很难掌握，更关键的是，由于许多增值服务需要将不断在３Ｇ这个平台上开发，运营商及下游伙伴的许多后续服务开发将会面临很大压力，上游慢一拍下游便会慢二三拍，整个下游市场开拓将会困难重重。其次，国内系统设备制造商和终端设备制造商将因此无法与国际主流市场接轨，也无法在市场中赢得先机，其拓展力量和竞争力将会被削弱，令大家相对优势的制造业付出原本不用付出的代价。进一步仔细分析，即使高通这样的超级标准竞争者年收入其实只有３０多亿美金（其中又有近２０亿美金是我国企业最难赚取的芯片收入），而系统设备、终端设备、运营市场都是上千亿美金的市场，很难想象大家真正丢失中下游巨大市场利益。而以己之短搏人之长，这样无疑将严重削弱自身优势并束缚自身发展。
日本和韩国发展３Ｇ战略的启示：正视２Ｇ市场现实，通过运营市场先行，推动设备研发，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一个走向统一的３Ｇ市场中谋取最大市场利益和横纵向拓展空间。
日本五六十年代高速发展期，每年向美国等支付巨额常识产权费购买技术。据估计，日本６０年代中花费约８０亿美金购买了美国花费２０００亿美金开发来的技术，但日本的技术市场化和产业化走在前列，它通过积极市场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而日本在２Ｇ通信上是完全采用自主产权的ＰＤＣ标准，但由于受国内市场引导无法走向国际市场，日本电信设备制造业为此丧失了许多竞争国际市场的机会，日本也始终未能形成类似摩托罗拉、诺基亚这样的世界级电信设备商，在此领域与欧美形成较大差距，也与其领先世界的家电制造业形成反差。由于设备专用性强导致成本高昂，也使拥有全世界最高用户ＡＲＰＵ值的日本ＮＴＴ Ｄｏｃｏｍｏ企业的利润率也始终不及世界大多数同行。
与此同时，韩国的２Ｇ采用ＣＤＭＡ技术，其常识产权虽然大都在美国高通手中，但韩国电信设备商也借此在世界电信市场上获利甚丰。韩国１９９５至２００１年间共向高通支付了约７．６亿美金专利费，并购买了１６亿美金的芯片，但期间韩国ＣＤＭＡ系统和终端机产品的出口持续保持年均递增１００％的高速增长态势，同时还带动了ＧＳＭ和ＴＤＭＡ等其他移动通信产品的大量出口，从而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移动通信系统和终端机供应国之一，２００２年韩国手机出口高达１１４亿美金，成为其三大出口产品之一（其中一半出口到美国）。SAMSUNG、ＬＧ等韩国手机已占据着美国相当市场份额，韩国电信设备和运营商的国际竞争力也由此增强，同时还解决了超过１４０万人的就业问题，韩国获利远远大于付给高通的专利费用。
比照欧美而言，我国在３Ｇ产业链上的状况更接近韩国和日本，这两个近邻国家在价值链上游的竞争力并不输于我国，其芯片开发能力还超过我国，当初韩国和日本也都各自向国际电联提交了自己研发的３Ｇ标准（当初提交国际电联的３Ｇ标准达１０个），其中韩国分别提交ＷＣＤＭＡ和ＣＤＭＡ２０００标准版本各一个，但后来这两个国家都较早决定在标准领域与主流国际标准相融合，并都较早发放了３Ｇ许可证，显然已形成其清晰的３Ｇ战略：正视２Ｇ形成的市场现实，通过运营市场先行来推动设备研发，利用自身优势抢先赢得巨大的国际设备制造市场，在一个走向统一的３Ｇ市场中谋取最大的市场利益和横纵向拓展空间。
韩国和日本采取的３Ｇ战略使其获益匪浅。目前这两个国家先行启动的３Ｇ市场已经红火，ＮＴＴ ＤｏＣｏＭｏ加紧向７个国家输出其ＷＣＤＭＡ系统，韩国SAMSUNG、日本ＮＥＣ企业生产等的３Ｇ设备正向国外加速扩张，具国际竞争力处于明显上升态势。在成为３Ｇ竞争新热点的下游增值服务领域，这两个国家借助运营先行的优势，开发了不少增值服务专利，使其成为新的摇钱工具，韩国甚至把移动位置业务作为国家的重点产业来发展。这些经验对我国当前发展３Ｇ无疑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台湾和印度通过价值链战略来获取常识产权的经验，也给大家带 来非常有益的启示：理性分析自身和对手优劣势，在价值合作中发挥自身优势，是提高我国３Ｇ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拓展的战略必需。
我国台湾的计算机制造业和印度的App产业是近年来信息业界的成功经典。其中，台湾计算机制造业的上游是以英特尔和ＩＢＭ为代表的美国制造商，包括欧美许多竞争者如王安电脑、苹果电脑等都曾试图打破其垄断，但最后都无功而返。台湾并没有一开始便从竞争门槛很高的产业价值链上游着手，而是从发挥自身优势中下游环节进入价值链，在市场中获得了巨大成功。台湾利用制造计算机配件所积累的资金技术，大力向上下游整机制造、芯片制造、芯片开发等延伸，也掌握了不少常识产权，还收购了包括美国ＣＰＵ制造商Ｃｙｒｉｘ在内等不少企业，成为极少能生产高端ＣＰＵ的地区之一，其掌握全球四成电脑配件的生产能力使其对产业链的影响力并不亚于上游。
App产业最上游是美国MicroSoft、ＯＲＡＣＬＥ等基础系统商，印度也并没有直接进军风险很大的上游领域，而是面向发达国家，通过发展App加工和外包服务而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App出口国，而一直强调常识产权的我国App产业现在却落后于印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印度在过去经济发展中一直强调自主产权的进口替代战略，却又落后于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和重视国际经济循环的中国。
我国台湾和印度的这种价值链战略可以用建房子来打个比方。建房子不一定要自己独揽设计、建造、材料等所有环节，也未必要苛求自己去完成所不擅长的设计工作，而可以与别人建立起互利合作关系，采纳别人的设计，而在自身所擅长的建造、材料等领域进行横向专业型拓展，在利用对手的图纸建造房子的同时快速积累起经验，然后凭借自身优势帮更多人建造房子，还可利用材料成本优势抢占市场，这样实际上可以取得更多利益，在价值链拓展上也更有基础。如果和对手硬拼自身所不擅长的设计，这样即使赢了也已错过宝贵的市场机会。这种价值共存模式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也可有其积极的一面，如有助于在密切的价值关系中突破敏感的政治障碍而获取最先进技术和更多实用的常识产权。比如我国台湾，如果完全依靠自身开发恐怕很难快速达到Ｃｙｒｉｘ的生产ＣＰＵ的水平，而借助市场形成的价值合作关系则较容易得到这种敏感的先进技术。
我国台湾计算机制造业和印度App产业的发展与正在起步的我国手机制造业有许多类似特点，目前我国手机产量已达全世界的１／４，很有希翼形成世界最大移动终端产业群。虽然芯片仍主要来自国外竞争者，但我国台湾和印度这种在价值基础上追求常识产权的战略的确非常值得借鉴。在３Ｇ战略上，大家也首先需要做这种市场的智者。一旦上游标准领域无法与国际主流标准接轨，将会导致我国在上中下游整条产业链与对手全方位竞争，使我国３Ｇ产业链市场与世界产生较大的割裂，这并非符合国情的明智之举。
“以标准合作为基础，以运营先行为契机，以制造拓展为重心，以应用开发为动力”应是我国当前发展３Ｇ的最佳战略。
许多人都很熟悉战国时期“田忌赛马”的典故。典故中，著名军事家孙膑创造的对比优劣、灵活取舍、发挥优势的统筹智慧正是今天大家发展３Ｇ战略所需要的。应当清楚地看到，３Ｇ价值链的发展正呈现一种明显特征：上游标准技术逐渐走向统一（如全ＩＰ、App无线电等技术应用），而下游呈现分化延伸的趋势（服务多样化、分工化、个性化）。一旦网络建设完成３Ｇ的价值和竞争重心将趋向下游，这正是大家竞争３Ｇ市场的战略重心。而我国目前在上游采取的策略，固然可以在自己市场中牵制上游对手，但实际上也在更大程度上牵制了自己最具潜力的中下游市场。大家并不能在别的市场中牵制人家，别人也并不会因为这种牵制而等待大家，市场和技术也不会等大家，等大家的标准成熟了，对手已经通过别的市场滚动获得资金，新一代技术开发又已走在前面了，对手资金厚，技术也还是领先。正所谓阻不如疏，与其着眼于上游借助国内市场牵制对手，不如首先着眼于中下游向对手和国际市场拓展。
就当前３Ｇ形势看，抢占市场先机对我国尤为重要。我国过去一直在３Ｇ上实施谨慎跟进的策略，除了标准原因外，还有对市场需求的忧虑。一些人以欧洲为例断言３Ｇ没有市场需求，从深层看，欧洲３Ｇ的泡沫主要是由于运营商背负了天价牌照费，导致资本市场过激反应，对运营商产生极大收支压力，进而迫使运营商大规模压缩３Ｇ设备投资，并采取谨慎的定位高端的市场策略，因而严重阻碍了３Ｇ在欧洲的发展。虽然欧洲许多国家把３Ｇ服务推出的时间延迟，但欧洲大部分国家已发放３Ｇ牌照，３Ｇ在法律上已成为无法回避的趋势，欧洲政府也一直热心推动３Ｇ发展，希翼３Ｇ在市场上对２Ｇ发挥出替代更新作用而非补充作用，以全面推动经济增长。与欧洲出现的政府热企业冷局面形成对照的是，韩国和日本在政府和企业共同热心推动下，３Ｇ发展非常迅速，而我国则出现了企业热而政府冷的局面，企业和政府在３Ｇ步调上不协调，这对我国３Ｇ战略利益的制约作用正日益显现。
在制造领域，由于我国３Ｇ商用产业链迟迟未启动，我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在研发资金上受到较大制擎，市场开拓困难重重，相关的配套产业如应用App、终端开发、增值服务等许多环节无法获得相应市场先行机会。HUAWEI、中兴等虽然３Ｇ技术开发走在世界前列，但其目前并无市场收获，在设备商用经验方面逐渐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已陆续拿到大批３Ｇ商用合同的国外设备商已开始占据市场先机。由于商用经验常成为制造商入围电信项目的重要条件，国内３Ｇ市场开发的延后对于已经在品牌、商用经验等方面处于劣势的我国制造商正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制约作用，最终可能严重影响其竞争力和国内外市场份额。另一方面，由于从启动３Ｇ到３Ｇ正式运行需要至少一年时间，到３Ｇ超越２Ｇ成为市场主流时估计需要三年时间，如果快速启动３Ｇ市场，可以使国内手机制造商借助２Ｇ积累完成３Ｇ准备，及早介入３Ｇ手机开发，等到３Ｇ成为国际市场主流时候便可发挥最强的竞争力。而继续推迟３Ｇ，将导致我国手机制造商错过最佳的３Ｇ市场介入机会。
在运营市场，由于移动电话对固定电话的加速度替代作用正对传统固话带来巨大冲击。而缺少移动业务，固话运营商的南北渗透也始终有限。在“异质竞争”已经成为主流的情况下，纯粹的固话竞争是一种高成本低效率的竞争，市场突破困难重重。３Ｇ不启动，现有的移动运营商也不得不在３Ｇ来临前把大量的投资用在２Ｇ设备的扩容上。然而，在２Ｇ设备上国外厂商却有很大优势，这将无法给我国的电信设备制造业带来相应的产业突破机会。
从整体利益看，快速启动３Ｇ利远大于弊。３Ｇ技术的性价比明显超过２Ｇ，以实现２Ｇ相同功能而言，３Ｇ采用的扩频码分、ＴＵＲＢＯ交织、信号分集等技术可以使其容量和覆盖范围比２Ｇ高出约一倍，通信质量也高于２Ｇ，而成本却并不高出多少，更关键的是我国制造商在３Ｇ上相对优势要比２Ｇ大得多。另外，比起移动普及率很高的日韩、欧美等国而言，我国移动通信仍有相当普及性发展空间，这个增量空间可以快速推动３Ｇ发展，使３Ｇ能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出消费潮流式的替代作用，使３Ｇ对我国经济产生更大推动作用。同时，３Ｇ服务也不像有些人想象的单一，比如说移动位置一项业务，便可应用于交通导航、旅游服务、物流平台、汽车防盗、刑事追踪、医疗急救、家庭安全等领域，从而给社会带来深远影响。３Ｇ还给大家提供一个加快电信业与各行业信息化接轨的契机，使多样化的数据信息服务得以更多地渗透到各个领域，渗透到行业应用和大众消费市场，从而最终形成一个巨大的信息应用市场，实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目的。
言而总之，“标准合作，运营先行，制造拓展，应用跟进”应当是适合于我国当前国情的３Ｇ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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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我国把TD-SCDMA弄成国际标准是个巨大的政治错误
当初TD-SCDMA来源于SCDMA，大唐信威企业开发，后来骨干人员出来开发td-scdma。大唐信威企业开发的scdma卖给重庆电信企业5万线，设备严重缺陷，现在几乎只剩下一堆废铁，只有300个用户，重庆电信预付款有1000多万至今没能拿回，用这些人开发的产品谁敢用。
当初大唐现在的总裁周寰在邮电部当科技司长，他力主将大笔的钱投给大唐，TD-SCDMA是作为一个科研项目研究如何提高GSM效率，邮电分家时候领导干脆把周分到大唐让他把自己的孩子包干起来，于是td-scdma成了周一个政治上输不起的筹码。国际电联提交3G标准时候，总共有16个标准，后候选的10个，其他几个标准融合成WCDMA和CDMA2000，斗争主要在这两个标准间展开，尤其CDMA2000风头最足，因为这是高通主导的，而且高通的一些核心技术是WCDMA和TD-SCDMA也无法摆开的，美国希翼借此把WCDMA刷掉，欧洲爱立信等最后和高通达成交叉授权协议，终于将WCDMA挺上去。而TD-SCDMA并不被人看好，因为没有多少谈判的筹码，一直今天这种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邮电部的领导人费劲把TD-SCDMA挺成3G标准，政治上的确很风光，其实专家们都知道其中的分量。前一阵子高通站出来叫嚷让TD-SCDMA交钱，现在它又不吭声了，因为运营商看好WCDMA，所以高通宁愿td-scdma长大些，好半路出来宰。其实这三种标准大部通信原理相同，而且涉及到成千技术，要想摆开高通、诺基亚简直是做梦，大唐的人也并非不清楚这一点，而且td-scdma迄今没有进行过IPR谈判，高通、诺基亚等要-难几乎易如反掌，而信息产业部委托传输所做的评估的确显示，大唐占的基本专利不足30%。HUAWEI本也想研究一下TD-SCDMA，没想到大唐一心想做高通，TD-SCDMA公布的技术标准迄今只有1/10。
大家想象看，大家国家现在最有优势的是制造，我干吗要和你去评标准，即使高通一年的专利费用只有10来亿美金，而摩托罗拉、爱立信都是几百亿美金。把TD-SCDMA立起来，只有大唐一家获利，制造商、运营商、手机商都会倒霉，日本pdc就是一个悲剧，日本制造业几乎天下第一，唯独电信制造领域没有欧美诺基亚、摩托罗拉一样的大碗。台湾电脑也没有直接去和美国拼制造cpu，而是从自己的优势先做配件，印度没有和美国竞争做操作系统，最重要的是做自己的优势，否则会被所谓的自豪感冲昏头。
树立自己的标准，很大程度上是假设对方会提高门槛，其实这一点只要通过协议就可以解决，而且下游的力量未必小于上游，台湾新竹一场大火，全球的电脑企业股价都往下掉。所谓安全问题纯粹是瞎编，td-scdma的核心网络全部是人家的。
[附录]：信息产业部评估的结果
基本专利中
TD-SCDMA: 诺基亚32%,爱立信23%,西门子11%,高通 2%,英捷信2%,OTERS(包括大唐)30%。
WCDMA：诺基亚35%,爱立信31%,高通6%,西门子5%。。。。
CDMA2000: 高通31%,诺基亚22%,摩托罗拉11%,爱立信6%,朗讯5%.....
大唐还是摆脱不了人家，人家在专利上随便可以发难；联通cdma2000的专利费全部交给高通,其实高通的cdma2000基本专利已不过半数，只不过核心专利如功率控制、软切换等无人暂时无人可以摆开，本来las-cdma倒有希翼，不过在其他方面又无法摆开高通、诺基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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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7-16 10:3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