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未来15年：玩转“高低杠”

limengfy

在即将出台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2020年）战略研究中，“通信服务业”被列为第七专题“现代服务业发展科技问题研究”的10个分课题之一。该课题的研究方向与成果将会成为我国中长期规划的一部分，并对未来15年通信业的发展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8月4日，作为该课题研究报告编写组的主要成员，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规划设计研究所余晓晖总工程师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参与该课题研究的过程以及取得的成果。他向记者透露，未来15年，我国通信业既要紧密追踪世界最先进技术，并力争在2020年左右实现全面突破，同时还要加紧研发切合我国国情的低成本技术，以满足广大农村地区的通信需要。如何在这个高低杠上实现完美腾跃，将成为对我国通信业者的主要考验。



    高端低端双管齐下

    《科学时报》：请问您是何时开始参与中长期规划研究工作的？目前该工作进展情况如何？

    余晓晖：我是在2003年8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战略研究工作刚刚启动时就开始参与了。去年7月份，战略研究工作基本结束，进入“三院”咨询和部门征求意见阶段。从去年下半年到年底，我又参加了几次围绕纲要编制工作组织的讨论。目前该规划还处于最后的修订阶段。

    《科学时报》：请问大家“通信服务业”课题中所指出的未来15年通信业发展方向是什么？

    余晓晖：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方面是追赶国际最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则是低成本实用技术的研发。在追踪先进技术方面，主要包括下一代网络、宽带无线移动通信技术、家庭网络与智能终端、光通信、数字内容、物与物网络通信等等。就低成本技术而言，大家主要是考虑到目前我国城市和农村之间仍旧存在巨大差距，生活消费水平处于二元状态，希翼能够通过“低成本、广覆盖、易维护、低功耗”的实用技术和产品的研发，进一步缩小城市和农村间的“数字鸿沟”。

    《科学时报》：这两方面的目标是什么呢？

    余晓晖：希翼能够在“十一五”期间，即2010年前实现某些领域的重点突破，而到2020年则初步实现全面突破和整体跨越，并力争在通信科研水平方面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在低成本技术方面，主要目标是将产品的成本尽可能降低，包括网络接入设备、传输设备和终端等等。以往中国的科研往往以追求高、精、尖为主，此次规划中提出“低成本”，就是考虑国情，要解决广大农村的科技需求，实现协调发展。通过在这个方向上的推动，希翼能在2020年实现城镇家庭“家家多媒体，服务移动化”，农村家庭可以“家家通电话，村村能上网”。

    最难的是方法论

    《科学时报》：在这近两年编写“中长期规划”的过程中，您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余晓晖：此次编写的“中长期规划”是本世纪以来首个中长期规划，而且也是历年来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多，涉及面最广的一次。对课题组来说，在编写过程中主要有两个难点。第一点是如何超越行业层面，站在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第二点是要在十五年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确定把握哪些方向。实际情况是，在已经开始编写规划好几个月以后，课题组还在考虑“什么叫战略？”、“什么叫科技发展战略？”。

    《科学时报》：思考的结果是什么？

    余晓晖：我认为，就通信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将通信业的发展放到整个国家体系中去考虑，思考通信在社会经济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党的十六大把我国前20年的奋斗目标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通信行业也应该以此为立足点，考虑未来的发展。而且，在宏观方向的把握上，也不能过于具体。因为通信技术的更新换代非常快，能把五年之内的发展变化看清楚就不容易了，所以一定要把握基本的趋势。

    《科学时报》：据我了解，您在编写“中长期规划”的同时，还承担着“十一五”规划中通信科技的编写工作。那您认为中长期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相比，有何不同呢？

    余晓晖：比较而言，中长期规划更具战略性和宏观性，而“十一五”规划则更具体和细化。“十一五”规划中会指明哪些技术的研发是具有重大产业导向的，哪些是前沿性的研发，但在中长期规划中没有这样具体。两者在技术方向引导方面有类似的作用。中长期规划和“十一五”规划都有重大项目建议，只是“十一五”规划中更为具体，领域划分也更细致。

    《科学时报》：您今年才36岁。相信您下次再参与这类的编写工作时，一定会更加轻车熟路。

    余晓晖：参加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对我来说是一个宝贵的经历，它对我的其他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最主要的收获可能是在方法论和思路凝练方面。

    古稀老人与年轻人一同加班

    《科学时报》：您在编写“中长期规划”时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余晓晖：在那段时间里，集中编写规划的时间比较多，有时候是一个多月，有时候是两个星期。

    《科学时报》：在时间上有没有觉得比较紧迫呢？

    余晓晖：现在看来，研究持续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但当时也的确感到紧张，主要原因是对科技战略研究的方法不清楚。另外，要站在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通信技术问题，感觉驾驭起来比较困难。加班加点地工作是比较正常的。不仅是大家课题组，许多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老院士都是加班工作。大家“现代服务业发展科技问题研究”专题的组长是胡启恒院士，常务副组长是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的高新民委员。他们俩都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但也经常加班，有时会讨论到晚上12点多。

    《科学时报》：请问“通信服务业”课题的报告在定稿前总共修改了几次？主要是哪些方面的修改？

    余晓晖：大概四五个版本吧。刚开始的时候思维太发散了。后来，课题组决定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来看未来通信业怎么发展。当这种思路确定下来以后，报告就相对比较清晰了，后面的改动就是局部性的了。

    《科学时报》：您觉得科技规划在由文字变为现实的过程中，哪个环节最为关键?

    余晓晖：应该是对规划实施阶段的管理。只有对规划中确定的重大项目进行科学、严格的管理，才能保证其产生应有的效益。这方面大家已经有很多前车之鉴，只有汲取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