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G商用牌照发放时,工信部曾明确表态“我国将一如既往地欢迎国外企业积极参与我国5G网络建设和应用推广,共谋5G发展和创新,共同分享我国5G发展成果”。
但在2020年中国移动23万5G基站集采招标中,国内厂家一举拿下88.54%的基站数量份额和88.88%的中标金额份额,而作为中国通信市场对外开放的象征性存在的诺基亚和爱立信,一个报价高而出局,一个只取得11.46%市场份额的结果,由此格外引发关注。
在2013年中国移动的21万TD-LTE基站4G大招标中,以HUAWEI、中兴为首,连带大唐、普天、新邮通及烽火在内的国产厂家共计拿下67%的份额,诺基亚、爱立信和与代表法国厂商阿尔卡特的上海贝尔均分33%的剩余份额,大致形成了七三开的格局。
7年之后的中国移动5G大招标,当年的平衡局面被彻底打破,国内通信市场格局是否会由此转折为仅为外企保留一成份额?其后进行的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5G联合招标或许将给出最终答案。
然而这一答案又不仅仅只是关乎通信市场格局这么简单。
中国的通信设备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最高,在大门打开之后不仅没有象国内的汽车市场一样被洋品牌所垄断,反而在竞争中培养和壮大了HUAWEI和中兴等一大批本土企业打回到国际市场,并最终在5G标准上取得了由中国引领的成就,由此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典范。
但中国移动的5G招标结果,不仅客观上造成了HUAWEI的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法》规定“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则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同时也对外商企业不大的生存空间做了进一步挤压,既与反垄断法相冲突,又有违对外开放的精神。在反全球化情绪高涨、脱钩论盛行的国际大背景下,更容易落人以“市场保护”的口实,并影响中国通信市场的开放形象,反而不利于HUAWEI抗击美国压力、扩展海外特别是欧盟市场的努力。
具体到在中国移动5G招标中出局的诺基亚而言,不仅在已获得批准的5G必要专利厂家排名中位列第二,并在3GPP等5G标准化组织中拥有较高的话语权,可以证明其5G实力和影响力;而且诺基亚在中国市场通过与央企的合资企业进行运营,在中国设有6个研发中心并雇佣15,700名中国员工,亦足见其投资中国的意愿。
因此,中国5G市场对诺基亚是推一把出去还是拉一把进来,其背后影响的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得失,而且还有开放形象、中芬乃至中欧关系等政治影响,更有可能危及到上万名中国员工及其家庭稳定就业的民生问题。
从运营商的角度看,就2020年超过50万站的采购规模而言,中外兼容的多方市场参与也能够确保其供应链的多样性安全和服务资源的充足性保障。因此,如果中国移动的5G招标错局已成的话,其后进行的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5G联合招标能否棋高一着,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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